尹德立

滔滔澧水出武陵，千载人杰地灵。在武陵山系域内澧水中游，铜山山脉南麓，有一个绿树掩映、气韵灵秀的村子叫凉水井，自清朝道光年间就闻名遐迩的“林家大屋”，便坐落在这个村子里。这个“九牧世第”、“诗礼传家”的林姓家族是临澧古代四大家族之一。自元末明初起，这个家族就开始世代为官，到了近代更是人物风流立华夏，深深影响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与节奏，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传奇人物，当数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国民革命”和“红色革命”三大历程的先驱者——林伯渠。

林伯渠，原名祖涵，字邃园。生于公元1886年3月20日，即清光绪丙戌年二月十五日。他的父亲林鸿仪是当地　　一位正直的旧知识分子，以教书为业；母亲则是一位能识字断文、勤劳善良的农家主妇。受父母亲正直人格的熏陶和影响，林伯渠自小就养成对正统文化的热爱和对社会黑暗的反叛。爆发在他八岁时的甲午中日战争，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最早的一丝社会黑暗的阴影，母亲教他的《三字经》《百家姓》及“子曰诗云”，让他慢慢形成朦朦胧胧的社会正义意识。九岁时，他就和堂兄林修梅一起，捣毁过庙里在他们看来好像从未保佑过穷苦人的泥菩萨。十岁起，他开始跟随身为道水书院山长的父亲读书，父亲林鸿仪憎恨旧制、同情维新、传播新论的言行，自然要影响到儿子，而父亲特意为林伯渠选编的《励志》丛书，进一步加深了对少年林伯渠思想的影响。那时，林伯渠就能背诵康有为《论语注》中的重要章节，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成为林伯渠最早接受的社会构想。然而，在林伯渠十二岁时发生的戊戌变法迅即失败之后，中国社会陷于更深的黑暗，少年林伯渠自然也只能暂时被黑暗所笼罩。直到林伯渠十六岁考入湖南西路师范即后来的常德市一中，他才从懵懂的少年时代，加速跨入了追求思想自觉的青年时代。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1902～1920）

对林伯渠来说，1902年可以算是一个新的起点。自这一年考入湖南西路师范，林伯渠走出家门，进入都市，置身学海，开始大量阅读新书，如梁启超的《中国魂》等等，从而日渐萌发他振兴中华民族的人生志向。在改革中国社会的进步思潮推动下，他和一帮同气相求的青年学子常常聚会，共同讨论交流他们的社会思考。这个时期，林伯渠在常德结识的青年朋友中，有同情革命、思想激进的桃源籍青年学子宋教仁，有当时就敢于登台演讲的反清斗士，石门籍青年学子覃振，还有当时就开始从事革命组织活动的澧县籍青年学子蒋翊武，林伯渠在他们的影响下，也开始参加相关革命活动，走出了追求社会变革的第一步。

然而，还在林伯渠西路师范学业未竟之际，年方四十的父亲不幸病逝，林伯渠不仅失去了自己赖以支撑生计的慈父，也失去了一位思想开明、治学严谨的导师。极大的悲痛中，林伯渠遵从父亲早年与其学友司马翰先生相约结成儿女亲家的遗愿，也遵循独木难支的母亲的愿望，与曾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司马钿凤小姐结为夫妻。这样，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勉强使得一家的生计得以维持。

在这个时期，林伯渠的思想不断发生着积极的变化，最先，他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想影响，把希望寄托在“君主立宪”上，后来，他读到爱国志士邹容先生所着的《革命书》，思想开始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再后来，他终于建立起了推翻满清皇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的社会理想。正是在强烈而狭隘的民族爱国主义思想驱动下，林伯渠读书极为刻苦，成绩十分优异，成为全校出类拔萃的佼佼者，当湖南西路师范获得选派一名赴日官费留学生名额的机会时，骨子里也是个维新派的校长熊希龄，毫不犹豫地鼓励和力荐林伯渠出洋深造，去为拯救中华民族而留学，加上林伯渠在专门的选拔考试中表现卓异、力拔头筹，因而，全校唯一的一个官费留学名额终落林伯渠名下，这使林伯渠一时成为轰动常德、轰动临澧、更轰动凉水井村的耀眼人物。虽然，离别家乡、离别母亲、离别新婚妻子也是令人愁肠百结的事情，但怀抱救国之志的林伯渠，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出了追求伟大抱负的第一步。

林伯渠这次出洋途中，首次走过洋人耀武扬威的大上海，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黄浦公园，乘坐日本火轮“长崎丸”破浪东渡日本。1904年，满怀救国理想的林伯渠考入了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弘文师范学院是日本人嘉纳治五郎刚刚专为中国留学生开办的一所速成学校，一般六个月毕业。当时，日本的民主革命浪潮正在兴起，日本工人阶级的斗争风起云涌，其中的中坚分子还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现了《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土地国有问题》等进步着作，这一切都深深吸引和影响着中国留学生。在林伯渠留日之前，先期留日的中国留学生已经开始了种种革命活动，首先是孙中山在横滨设立了“兴中会”分会，继而是章太炎等在东京发起组织了“支那亡国纪念会”，特别是1903年以后，宣传革命的刊物雨后春笋般在日本创刊发行，尤其是着名的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陈天华等人的着作，深深震撼着每一位留日的中国爱国青年的心灵。

在浓烈的革命斗争氛围中，林伯渠比较了日本日趋发达和满清日趋没落腐朽的现状，更加如饥似渴地潜心研究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革命理论。不久，与黄兴、宋教仁等一起在慈禧万寿节举行起义的密谋败露，不得已亡命日本的覃振与林伯渠再次走到一起，他们一起参观东京魏町区靖国神社后，激起更强烈的民族义愤，而覃振送给林伯渠的那本陈天华编的通俗鼓词《猛回头》，使林伯渠对陈天华这位在他看来“比梁启超高出一百倍”的“革命党”崇拜仰慕至极。在覃振的引见下，林伯渠开始与陈天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志士密切交往，陈天华还将自己所着的《警世钟》《狮子吼》赠给林伯渠。林伯渠的革命激情因而更加日益高涨，民主革命思想认识也日益充实。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这是一个由孙中山发起的“兴中会”，章太炎、蔡元培发起的“光复会”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发起的“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的革命大联盟。林伯渠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亲睹了孙中山先生的风采，孙中山先生在大会上的演说，使林伯渠的社会革命思想更加清晰了。次日，林伯渠就请黄兴、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即日由孙中山亲自接纳他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

同盟会的成立，吓坏了清王朝，它与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勾结，于1905年11月，由日本文部省颁布了《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对中国民主革命青年学子的打压来势汹汹，激起了中国留日学生极大义愤。着名革命者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的反动政策，也为唤醒自己仍然昏睡着的那些同胞，他毅然决然地在日本蹈海而死、以身殉国。在陈天华追悼大会上，着名女侠秋瑾演说到激动处，热血燃烧，拔刀盟誓，誓死要反清救国。置身革命激流的林伯渠，在与革命同胞强烈的思想共鸣中，于1906年初，决然回到祖国，开始投身实际的救国斗争。

林伯渠回国后，受同盟会总部派遣，即刻赶到湖南长沙，负责同盟会《民报》的秘密发行。为此，林伯渠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以掩护身份，同时在西路公学任职。其间，他与谭人凤、黄兴等经常通信往来，他们一起对具有反清革命思想、跟革命党关系密切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的英勇就义，给予崇高的评价和热情的讴歌。这年年底，林伯渠匆匆回到老家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七重堰凉水井村，与家人一起过了一个团圆的春节。1907年初，他又受革命组织的派遣，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很快，文才出众，又有留日经历的林伯渠经姑父引荐，成了吉林巡抚朱家宝的随员，林伯渠从此步入政界，开始了更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机遇和才能，使林伯渠很快进入吉林省劝学总所兼宣讲所并出任“会办”。林伯渠在这个职事岗位上，提出了一系列充满爱国主义和民主精神的办学方案。

然而，清政府的卖国求荣，日本帝国主义的勃勃野心，在“间岛”等领土交易勾当中，引发了东北民众的强烈抗议，同盟会总部也密遣宋教仁来到吉林调查，写成《间岛问题》一书。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只得派东三省总督军事参议吴禄贞往延吉调查其事。吴禄贞是一个颇具革命思想的进步军人，与林伯渠一见如故，两人密切配合，不仅写出了扞卫领土主权的调查报告，还设巧计撕毁了被日本领事掌握着的慈禧卖国手谕，最后迫使日本承认“间岛”是中国的领土，赢得了这场实实在在的爱国斗争。在此期间，林伯渠还亲自介绍发展了十多名同盟会会员，为扩大革命队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就在林伯渠全身心投身东北教育和革命活动的时候，家里传来妻子病逝的噩耗，这无疑给林伯渠内心带来了很大的悲伤，但以身许国的林伯渠身不由己，他只能背负对家人、对妻子的无限愧疚，写了一封家书慰问母亲和其他亲人，妻子的丧事也只能拜托族人代为办理，他自己则继续坚持在为同盟会争取新盟友的重要事业中。正是在宋教仁、廖仲恺和林伯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延吉一带一支颇具势力的“马贼”，最终成了同盟会的忠实盟友。

1909年春，林伯渠结识了吉林女子小学青年教师伍崇贤，彼此的同心同气，使他们之间渐生爱意。1910年春，他们在吉林结为夫妻，开始了他们同甘共苦的漫漫人生之旅。

当东北的革命斗争仍然步履维艰的时候，南方则出现了一次革命势力抬头的热潮。广东、四川和湖南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湖北的共进会、文学社等反清组织相继成立，更有黄兴、赵声、谭人凤等在广州发动起义，革命党“敢死队”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着人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1年8月，应同盟会总部之召，林伯渠携妻从吉林赶到上海，然后受遣回到湖南，从事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的工作。林伯渠顺路把续弦妻子伍崇贤带回老家凉水井安顿下来后，就立即带着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的使命，赶赴常德，进行常德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到武昌“双十”起义前夕，林伯渠在清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三营的策反工作已基本成熟。

武昌起义成功，湖南立即举义响应，10月22日，长沙最早光复、宣布独立，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当时，林伯渠在常德做好了迎接新都督派员招抚的工作，为澧水流域各县的反正打开了重要通道。但革命党人执政刚十天，立宪派谭延闿便用阴谋手段篡夺了革命政权，并残酷杀害了革命党领袖人物焦达峰和陈作新，接连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当时正在湘西北进行革命活动的林伯渠，决定带领一些革命同志离湘，前往南京和上海继续斗争。由于形势险恶，林伯渠离湘前，都没有来得及回家跟妻子和家人道别，只捎了一封短信告别。

1911年12月25日，林伯渠和上海的革命党人一起，欢迎孙中山从欧洲回国。四天后，南京各省代表会议进行临时总统选举，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先一天赶到南京的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揭开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权的新纪元。然而，孙中山的妥协性，给了袁世凯窃国阴谋以可趁之机，4月1日，孙中山被解除大总统职务。作为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眼见革命成果旁落异己之手，林伯渠万分痛心，同时，他也对革命者不能有丝毫妥协性的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和体会。

1912年底，各省开始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党的优势陶醉了正在湖南竞选的宋教仁，在他看来，由他组阁的国民党内阁已经指日可待，殊不知他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度仇视。1913年3月20日，年仅32岁、极富才华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宋教仁被袁世凯卑鄙地暗杀了。接着袁世凯又罢免了三个国民党都督。严峻的形势惊醒了孙中山，他决定号召各省力量，奋起反袁，进行“二次革命”。此时，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与同盟会旧友在湖南宣布独立，接着他便出任以其堂兄林修梅为司令的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同革命兄长一起并肩战斗。但革命党毕竟仓促上阵，且力量单薄，“二次革命”很快被袁世凯残酷镇压，大批革命党人遭到通缉，不得不纷纷亡命日本。

林伯渠流亡日本后，即进入东京中央大学，潜心攻读财政、经济和法律，这是他专业方向的一次新定位，以至后来他一直与财政工作结缘。在东京中央大学，林伯渠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新知识，为未来的革命工作积极储备。流亡生活是极其艰难的，常常吃上顿无下顿，不过林伯渠幸而遇到一批留学日本的临澧同乡，在他们的接济下，林伯渠的生活得以勉强维持，学业得以继续完成。

由于革命形势的极度低落，此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中，思想状况也极为复杂，连黄兴这样的革命党领袖，也一时产生沮丧和迷惘。但林伯渠却一直紧紧追随百折不挠的孙中山，积极支持孙中山继续革命的主张，当孙中山在日本东京重组“中华革命党”时，林伯渠毫不犹豫地毅然加入了这个新党。1914年7月8日，林伯渠准时赶到“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会场，与黄兴、居正、陈其美、汪精卫、李石曾、廖仲恺等一起共同参与关于党的誓约的讨论。这个由孙中山草定的入党誓约，要求入党者要打手模以示誓死忠诚，对此，与会者发生了较大分歧。首先是汪精卫等坚决反对，认为这不是革命党的做法，并当即退出了会场；继而是黄兴等也表示异议，不予响应。情况陷入困局，孙中山的支持者只在少数。而林伯渠此时毅然决然表态坚决追随孙中山继续革命，并取过誓约文书，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打上了手模。接着，林修梅等也相继签名、打手模，打破了建党会议的困局。此后，林氏兄弟便成了孙中山格外倚重的革命中坚。

林伯渠在积极参加中华革命党的初期理论建设与学习的同时，也开始了与李大钊等共产主义者的接触和交融。1916年1月，李大钊等在东京建立进步学术团体“神州学会”，林伯渠积极参加到这个团体中，通过频繁的学术讨论和交流，林伯渠的思想迅速升华。1915年12月，国内由蔡锷将军在云南蒙自起兵讨袁，宣布云南独立，激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袁浪潮。1916年2月28日，林伯渠受孙中山派遣回国开展反袁活动。临行，李大钊特为这位思想上的密友饯行，此后他们经常保持着通信联系。林伯渠回国后，拖着积劳成疾的身子，回到湖南担任湖南反袁护国军参议。湖南各县纷纷起义反袁，省督汤芗铭见风使舵，宣布湖南独立。袁世凯不久垮台，黎元洪继任总统。后程潜明察秋毫，讨伐汤芗铭。谭延闿主湘，排挤程潜。在如此极为复杂的时局中，林伯渠始终肩负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使命，一面在湖南省公署任总务科长，一面创建了“正谊社”。正谊社实际是中华革命党湖南支部的重要活动据点。

1916年9月，林伯渠赶到上海拜会了也已辗转回国的孙中山先生，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并把家眷接到长沙居住。次年，段祺瑞推翻黎元洪、张勋，当上了北京政府总理。这年7月，孙中山则在南方被推任为护国军政府大元帅，形成南北对峙。8月，林伯渠被湖南省公署卸职，林修梅也被撤职。不久，林修梅等人根据革命需要，在衡阳宣布起义，林伯渠放弃赴美研修的机会，追随林修梅到了衡阳，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10月，孙中山任命林伯渠为大元帅府湖南劳军使，返湘慰劳起义将士。一段时期，护法军声势不断壮大，并在湖南执政，给了反动政府有力的打击。后来，段祺瑞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东山再起，组织大军五路攻湘，护法军不得已败退南方，孙中山一时陷入困境，在苦闷中蛰居一隅。

1918年，林伯渠致函孙中山，极力鼓动孙先生重整旗鼓，坚持斗争；次年三月，林伯渠又去上海拜会孙中山，共同商讨护法斗争之计。1919年7月，湘南护法起义被彻底击败，林伯渠也无可避免地陷入了迷惘和苦闷。

在林伯渠追随孙中山开展护法斗争的艰难时期，李大钊多次致函林伯渠，向他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向他传播一些马列主义的思想主张，这使林伯渠看到了新的希望，也成为他逐步成为马列主义者的一个重要开端。

1920年，孙中山在革命党人的支持下，在广州重新组成军政府，林伯渠则出任了这个新政府的参议，经常奔走于上海、广州、香港等地。当时，国民党还处于秘密状态，经费极为困难，为革命奔忙的林伯渠等身上常常是不名一文。这年春天，林伯渠母亲不幸病逝，那时，他妻子伍崇贤为了生计，也已经回到临澧，任教于临澧女子小学。困窘中，夫妻俩顶着很大的传统压力，给母亲办了一场从简的丧事。这年年底，湖南新军阀赵恒惕排斥异己，杀害了程潜所部李仲麟、易象等具有革命思想的将领，林伯渠十分愤慨，在上海组织国民党人集会纪念，并用易象的《绝命书》教育同志和家人。也就在这年冬天，经李大钊介绍，林伯渠在上海认识了陈独秀，当时，恰逢陈独秀、李达、邓中夏等早期共产党人秘密研究把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集合起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林伯渠在李大钊带引下到达后，彼此就革命和建党问题交流了一些看法。林伯渠的思想涵养和革命志愿，完全折服了陈独秀等。于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决定，亲自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根据长期发展的需要，让林伯渠还是回到孙中山身边，以便为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业的逐步壮大，发挥更重大的政治作用。从此，林伯渠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

“国民革命”的先驱者(1921～1927)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下终于在上海成立，共产党“一大”后不久，李大钊即让林伯渠出面联系，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上海到广州，作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党组织的报告；接着又由林伯渠与孙中山联系，于年底安排共产党人张太雷、国民党人张继和、陈友仁等陪同马林，前往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林伯渠为掩护身份则留在广州。

就在这一年，革命阵营发生了一件极为痛心的意外事件。这还得从林伯渠转向共产主义说起，林伯渠转向共产主义后，对他的堂兄林修梅将军的政治倾向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1921年，戎马一生的林修梅将军，被孙中山擢拔为总统府代理参军长，在林将军与孙中山先生共谋北伐的日子里，林伯渠常常与林修梅一起研讨革命理论，研读马列主义着作，致使林修梅将军新见勃发。一年多里，林修梅将军就撰写了《社会主义之我见》《社会主义与军队》《精神讲话》等三本着作，初步展示了一个高层革命将领的政治精神世界，一位社会主义领袖级人物正在展露风采。然而，殊为可惜的是，时隔不久，偶染疾病的林修梅将军大意之际，落在庸医之手，竟然酿成林修梅将军于1921年10月15日暴卒的严重后果。这给孙中山、林伯渠等革命同志心中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和悲恸，也给革命阵营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影响。林修梅将军去世后，孙中山先生亲撰祭文，沉痛祭奠；林伯渠则含泪写下长诗，长歌当哭，与堂兄永诀。

但革命事业必然还要向前发展。后来，苏俄政府特使越飞来华，经过林伯渠、李大钊联络安排，越飞又派马林作为他的代表，前往上海再次会见孙中山，林伯渠、李大钊也参加了这次为期六天的会谈。嗣后，经有关人员进一步磋商，于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常常通过林伯渠，向孙中山转达共产党的主张，进而深刻影响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与共产主义革命产生更多的共鸣。毫无疑问，这些活动对孙中山制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都起了重大的奠基作用。

1923年初，林伯渠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一直在国民党上海本部工作。由于林伯渠在国民党中的显赫地位，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决策得以顺利实现，如张太雷、夏曦、刘少奇、彭湃等着名共产党人，都经林伯渠介绍，按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中共“三大”召开之后，上海地方兼区委员会成立，除领导上海外，还兼管江苏、浙江两省的党员和组织发展，林伯渠也在其中工作。1923年7月，经兼区委员会研究，林伯渠被编在第三组参加党的活动，任教育宣传员，他和张国焘负责演讲政治，瞿秋白、邓中夏负责演讲理论。不久，兼区委员会决定成立国民运动委员会，负责与国民党合作发展社会各阶层进步力量参加革命的工作，林伯渠、张太雷都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林伯渠是国民党中央执行部内负责国民党组织在全国发展工作的高层人物，他对湖南、湖北的工作尤为关注。正是这个时期，林伯渠和覃振开始关注到长沙新民学会的毛泽东等青年革命活跃分子，林伯渠和毛泽东几经交谈，达成了在湖南发展国民党支部的初步共识。1922年初，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湖南工人运动领袖黄爱、庞人铨后，毛泽东在上海主持追悼会，林伯渠参加大会并亲送一副挽联：“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洗乾坤！”1923年，林伯渠几乎一直为党务和工运奔走在广东与湖北之间。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一大”，林伯渠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后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他随即选任共产党人彭湃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接着经林伯渠提议，国民党中央执委通过，在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这是一个名义上由国民党开办，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农运干部培训基地，毛泽东、周恩来、肖楚女、李立三都是该所讲师。可以说，从国共两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林伯渠就担当起了两党合作的高层桥梁。1924年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立汉口执行部，派林伯渠前往主持。由于林伯渠积极有效的工作，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也进一步扩大，结果引来了北洋军阀的惊慌和捕杀。形势险恶，林伯渠最后奉命返粤。林伯渠回到广州时，正是广州帝国主义走狗和国民党右翼爪牙“商团”猖獗时期。林伯渠和廖仲恺等国民党左派等革命力量，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决心，最终平定了商团叛乱。接着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国民政府监察院，林伯渠为五位监察委员之一。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将军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发动了“北平起义”，成立“国民军”，导致了北洋军阀体系的土崩瓦解；冯将军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时局，林伯渠是孙中山北上的随员之一。但孙中山刚到天津，时局生变，段祺瑞在北平组成临时政府，积极运筹向外国列强摇尾乞怜的政治分赃会议——“善后会议”。国民党右派分子乘机包围孙中山，劝孙中山参加“善后会议”。严峻时刻，李大钊、林伯渠等共产党人极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于1925年3月1日在北平召开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各省的二百多名代表一致坚决抵制“善后会议”，给了肝癌晚期的孙中山极大的鼓舞。然而，天不长佑，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逝世，年仅59岁。从此，最初以孙文主义为旗帜的中国国民革命，进入了更加艰难和混乱的时期。

孙中山去世不久，国民党新老右派害怕左派力量的壮大，采用卑鄙手段暗杀了国民党左派砥柱廖仲恺，林伯渠和在广州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共同发动各界公祭廖仲恺先生，送葬人数多达二十万。而国民党右派趁乱发难，以林森、邹鲁、谢持、张继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冒用国民党“一大”中执委名义，在孙中山灵前举行所谓的“第四次会议”，抛出了“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的席位，开除国民党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的决定，林伯渠也在被开除之列。但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抵制和反击。当时，林伯渠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日益提高，从北平返粤后，他担任了中执委政治委员会委员，并兼任监查委员；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递补为中执委常委。这年十二月，林伯渠会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汪精卫、谭延闿、李大钊、于右任、于树德、王法勤、丁惟汾、恩克巴图、毛泽东、瞿秋白、韩麟符、于方舟、张国焘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严厉驳斥西山会议派的非法分裂活动，并致电各省党部，决定1926年元月举行国民党“二大”。此后，林伯渠全力以赴，投入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

由于林伯渠和其他政治因素的积极影响，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权力基本由共产党人掌握，所以，尽管当时国民党内出现了以反共为宗旨的“戴季陶主义”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等政治异己势力，共产党员依然占有三分之一的“二大”代表席位。国民党“二大”开幕式上，林伯渠代表中执委作大会筹备报告，对一系列重要政治问题作出了积极的导向。这次大会开除和警告了一批右派骨干分子，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但在会后建立的国民党机构中，虽然共产党人仍然把握着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农民部的主要领导职务，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的妥协退让，共产党人在中执委和监察委中的席位已经微乎其微，虽然林伯渠被选为了中执委委员，但许多优秀共产党人落选。特别是由于当时无法看清蒋介石真面貌，他也被选为中执委，并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即“总司令”），从而埋下了蒋介石日后篡权施逆的政治祸根。

1925年“五卅”惨案后，革命与反革命的对抗更趋激烈。次年6月，中共中央在北平召开了为期四天的特别会议，确定了推动广东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和我党解决农民问题、巩固工农联盟，积极配合北伐战争的时政方针。会后。陈延年、谭平山即回广州，向林伯渠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林伯渠作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主席，在贯彻中共中央时政方针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1926年3月16日～19日，林伯渠主持召开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一次会议，健全机构和队伍，确定由毛泽东担任本届农讲所所长。继而林伯渠为农讲所和农民运动各种实际问题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时，林伯渠也是省港工人大罢工等工人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

国民党“二大”后，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并日渐猖獗。继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他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抛出了“整理党务案”，这是蒋介石公开制造国共分裂的第一********。虽然林伯渠、邓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但当时还是中共普通党员的林伯渠，因为没有得到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所以未能与陈独秀的妥协错误进行争论，其他与会共产党员也未发表意见。由于陈独秀的严重右倾妥协，在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第29次联席会上，“讨论关于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三同志之辞职案，决意照准。”而且蒋介石也顺利当上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全面实现了他篡党篡军的政治阴谋。

林伯渠被排挤出国民党中央后，来到程潜任军长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担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林伯渠早就力主共产党要掌握军队，来到第六军后，他向中共广东省委提出多建几个师的重要建议，但因陈独秀右倾思想的影响，林伯渠的主张被斥为“军阀思想”。到1926年7月9日北伐战争正式打响时，共产党可以影响的第六军仅有三千兵力。第六军前身是“建国攻鄂军”，系杂牌军，思想混乱，战斗力弱，为提高部队政治素养，林伯渠做了大量政治工作，注重发挥军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作用；北伐誓师时林伯渠十分激动地作了热情洋溢的战前动员。在北伐初期，林伯渠看出了蒋介石排挤和削弱第六军的意图，向程潜进言，但程潜对蒋介石认识不清，听任蒋介石摆布，结果造成第六军惨重伤亡。第六军进军到湖北境内后，程潜与林伯渠又因政治事宜大吵一场，次日，林伯渠给程潜留下一张条子，并电告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然后离开第六军回到湖南。不久，因程潜力请，且他自己也还是对第六军放心不下，于是又回到了第六军。

1926年底，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政府移至武汉。但蒋介石出于反动的政治目的，出尔反尔，拒不同意将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并抓紧谋划诛杀政治异己的阴谋，幸而有林伯渠进言程潜，才使左派领袖邓演达免遭暗算；邓演达不久前往武汉，与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和共产党人一起，继续坚持挫败蒋介石阴谋的斗争。为了实现迁都武汉、恢复党权、抵制蒋氏军事独裁、确定农工政策等目标，林伯渠在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俄国顾问鲍罗廷之间积极活动，穿梭于南昌、九江和武汉之间，连除夕也不得休息。最后，林伯渠终于在各方支持下，于1927年3月10日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执委常委会，迫使蒋介石口头上接受了迁都武汉和恢复党权的决议。

1927年3月24日，程潜、林伯渠所部第六军与第二军紧密配合，一举攻克南京。害怕中国革命成功的帝国主义势力为迫使蒋介石投降，公然下令美英三艘军舰炮轰守城革命军，结果被第六军将士奋力击溃。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报嘉奖了第六军。但“南京事件”后不久，蒋介石为讨好帝国主义，竟然向他们承诺“逞凶”、“道歉”、“赔偿”，并诬陷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为“宁案要犯”，和帝国主义一起进行联合通缉。其实，当时林伯渠并不在南京，而是在武汉与吴玉章等人一起筹备国民党二届三次全会。这次全会左派力量占了优势，因而通过了一些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决议，确定了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林伯渠当选为政治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免去了蒋介石等右派的一些重要职务（但保留了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选出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这无疑是对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一个重大挫败。但就在三中全会前后十多天里，惯于翻云覆雨的蒋介石加紧进行反革命活动，屠杀各地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机关要人和工运领袖，捣毁了包括第六军政治部在内的一些机关。一系列反革命血案的爆发，把蒋介石彻底背叛革命的嘴脸暴露无余。为制止事态发展，武汉国民政府立即决定通缉蒋介石，并决定由新任军委秘书长林伯渠出马，动用第六军截捕蒋介石。但由于程潜的犹豫不决和蒋介石的阴险狡猾，逮捕蒋介石的计划落空。更有甚者，那个签署逮捕蒋介石密令的谭延闿，当天就开始与蒋介石暗中勾结，出卖了密令内容，并发誓追随蒋介石。在激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博弈中，还是卑鄙残忍的蒋介石占了上风，革命力量连续遭受屠戮和摧毁，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也被蒋介石用阴谋手段强行解散，从而摧毁了当时最重要的革命武装。不久，就发生了震惊全国的“4•12”大屠杀，革命力量受到重创。其时，原来伪装成左派的汪精卫，也从国外回来，和蒋介石穿上了连裆裤，他们密谋解散武汉国民政府；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顽固站在投降主义立场，居然与汪精卫签订了《汪陈联合宣言》，国民革命历程走到了最黑暗的岁月。但林伯渠还是一面坚持争取说服陈独秀，一面履行军委秘书长的职责，抱病奔走在九江、南昌、长沙、汉口之间。

“4•12”反革命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蒋家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林伯渠和在武汉的共产党人毛泽东、杨（夸包）安、董必武、夏曦、恽代英、吴玉章等一道，联合国民党左派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和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发布讨蒋通电。腥风血雨中，李大钊、肖楚女、陈延年等着名共产党员先后不幸牺牲。五月中旬，形势继续恶化，在蒋介石策动下，反革命叛乱在湖南、湖北相继发生，外国势力趁火打劫，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开始退让，一时间，成千上万革命者血流成河。

危急关头，共产国际发来旨在挽救中国革命的“五月指示”，但投降主义者陈独秀竟然拒不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武汉国民政府被汪精卫窃取后，蒋汪合流，“反共、反苏、宁汉合作”的反动政策在国民党内终成气候，这就意味着蒋汪彻底背叛革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宣告失败，在无数共产党员的惨遭杀害中，孙中山发起的“国民革命”画上了悲剧式的句号。而林伯渠通过“大革命”的艰苦历练和洗礼，则已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