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美学新境界

——学习习近平文艺思想札记

胡光凡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以及有关文艺工作的重要指示，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回答了事关我国文艺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从逻辑结构和形态体系上形成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习近平文艺思想。

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它的创始人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当世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后，恩格斯第一次提出革命文艺要“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①。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文艺的“灰姑娘”逐渐成长、壮大为“大力士”。在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列宁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无产阶级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恩格斯、列宁的这些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学艺术同人民群众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美学思想的基础。

追溯中国的文艺发展史，也可发现，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文艺不是也不可能是为社会大多数人服务的。尽管我国的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但作为中国古代主要文艺形式的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千百年来主要是文人士大夫表情达意、娱悦身心和互相交往的精神活动，具有鲜明的“阳春白雪”的特质，它是社会的“精英”——知识阶层的特权和身份标志，属于“雅文化”，而不是属于“下里巴人”的大众文艺。清末民初以后，现代知识阶层取代传统的文人士大夫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这些人的观念中虽然有了“劳工神圣”“大众化”等新的时代意识，但“此时的主流文艺依然是知识阶层圈子里的事情。”{2}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此开启了人民文艺的新纪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就把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为少数人服务的文艺，改变为人民的新文艺，它是马克思、列宁所开创的人类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变革的延续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在文艺问题上都提出过新的战略思想，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突出人民在社会主义文艺中的中心地位。习近平在《讲话》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的深刻论述，既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邓小平文艺理论一脉相承，又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新的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从而形成了新的人民文艺观和人民美学观。

一、新的人民主体论

这是习近平人民文艺美学思想的奠基石，有着丰富的内涵。我的领会，它至少包含这样一些新观点、新论断：

1.“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3}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原理，证明了文学艺术是基础的上层建筑，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它的性质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马克思曾经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4}由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基础不同，因而也就产生各种不同性质的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社会，文艺作为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反映和作用于经济基础，实际上就是反映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文艺为经济基础服务，说到底就是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讲话》中作出的上述论断，站在新的历史高度，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特征，把社会主义文艺同以往一切社会形态的文艺在根本属性上的差别，作了最简洁、明了的区分。

何为人民的文艺？一言以蔽之，就是文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最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它是由社会主义制度——人类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

2.新的人民观

习近平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时代的雕塑者。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这些论述，用生动的比喻深刻地阐释了人民群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5}这一科学论断的形象解读，体现了一种彻底的唯物史观和人民美学观。

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胡锦涛在中国文联九大、中国作协八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首先提出的，他指出：“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远同人民在一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艺术之树才能长青。”(201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丰富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他说：“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他在《讲话》中从“人民需要文艺”和“文艺需要人民”这两个互相依从、有着内在联系的辩证统一的方面，对这个重大命题作了充分而又雄辩的论证。

显然，在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精准地把握了文艺的根本性质，明确了人民在文艺事业坐标中的定位，认定了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这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时代一切文艺创作思想和创作活动的“总开关”和“总钥匙”——众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来说，无疑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讲话》发表以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已经越来越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文艺领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新变化新气象，迎来百花争艳的新的春天。但时至今日，仍然有一些文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坚持文艺就是要表现“自我”，而不是表现人民。一些声称是学习《讲话》的文章或发言，实际上却偏离了《讲话》的精神。比如，有的人振振有词：“写好‘我’，写好与‘我’相关的一切，在很大程度上，也便是写了人民。作家本人也是人民的一分子。”{6}

这种理解正确码？我认为要作具体地辩证地分析。

诚然，人民的概念是整体性和个体性的辩证统一，个人和人民之间并不存在一条不可弥合的鸿沟，写人民和写文艺家“自我”也完全可以达到内在的统一。这里的关键是，文艺家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自己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习近平所殷切期望的“要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产生的根源是：文艺家既是人民的一分子，但又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当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社会分工，并导致阶级对立以后，有一部分人脱离体力劳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7}，于是，精神生产便从物质生产中分化出来，逐渐地发展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出现了专业的思想家，其中也包括文学家艺术家。这种分化，按照高尔基的说法，是“头脑脱离了双手，思想脱离了土地”{8}。由这种分化带来的艺术生产的专业化，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巨大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分工，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9}。这就是文学艺术家同劳动群众相脱离的社会历史根源。

这说明：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文学艺术家，他们既不是“上帝的选民”，也不是“天生的圣哲”，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儿。从资本主义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社会分工继续存在，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继续存在，因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专门家也必然存在，他们是人民的一分子，是国家、社会和人民所十分需要的。在社会主义新中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与时代同步，与人民同心，“为我们党带领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十分警惕脱离人民群众的不良倾向。曾经有学者语重心长地提醒我们：20世纪，包括文艺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20世纪初期，他们从统治阶级阵营里分化出来，成为革命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鲁迅是其典型代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许多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革命的、进步的文化人包括文艺工作者，自觉地走上与劳苦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把文艺创作这种事同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联系起来，这是很了不起的。中国现代文学艺术史上许多优秀的、杰出的以至伟大的作品，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第二次分化是20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包括文艺家从社会基层民众中分化出来，跻身社会上层，不少人成为新崛起的中产阶层乃至富裕阶层的一部分。在社会结构重组、利益要求和权利要求也发生分化的时代背景下，有些人收入多了，地位变了，养尊处优，已经很难认同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要求，他们不屑于充当什么人民大众的“代言人”，有的走得更远，甚至蜕变成西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应声虫”。

这种论断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现实，很值得我们深自警醒！习近平一再启迪我们：“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因此，文艺家应当“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始终“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

现在回到争论的原点：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不是排斥乃至完全否定文艺家个人的生活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呢？当然不是。

马克思认为，既然“个人是社会存在物”，那么，“他的生命表现……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10}。考察中外文学史，文学家以自身经历作为素材进行创作的比比皆是，而且产生过许多优秀之作甚至是登上“高峰”的人间杰作。像《红楼梦》这样的长篇巨构，它写的就是作者曹雪芹“亲睹亲闻”的人和事，不过，他将“真事隐去”，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把自己观察、体验到的社会生活作了高度的加工提炼，塑造了一系列人物典型，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盛而衰的巨变，写出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封建社会没落史。巴金说得很剀切：“曹雪芹的《红楼梦》虽不是自传，但有自传的成分。倘使他不是生活在那样的家庭里，接触过小说中的那些人物，他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他到哪里去体验生活，怎样深入生活？”{11}

但话又说回来，并不是文艺家任何一种个人生活都可以作为创作的素材，把那些没有任何思想内涵和典型意义的身边琐事、杯水风波，随心所欲地写到稿纸上，搬到舞台、屏幕上，是决不能算什么文艺创作的。所以，习近平谆谆告诫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个人感受代替人民的感受，而是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艺术的积累，不断进行美的发现和美的创造。”“不能沉溺于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

二、新的审美创造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艺创作也是一种生产，叫艺术生产——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一种精神生产。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审美创造。艺术美是文艺家辛勤劳动的结晶，是其智慧、才能、思想、感情等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产物。文艺家从社会生活中汲取源泉和灵感，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艺术创造，通过艺术美积极影响人的精神境界，又借此反作用于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这就是审美创造的真谛。毛泽东在纵论革命文艺的创作规律时，强调“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12}习近平继承发展了毛泽东这一光辉思想，进一步指出：“文艺的一切创新，归根到底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人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他还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我们党一贯提倡文艺家到生活中去，投身时代的激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历史推进到今天，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语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如今是信息社会，“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可以说创作的素材遍地皆是，文艺的内容、形式也日趋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还有没有必要叫文艺家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呢？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异议的。习近平在《讲话》中就指出：“我讲要深入生活，有些同志人是下去了，但只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并没有带着心，并没有动真情。”他期盼文艺家“拆除‘心’的围墙，不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参加座谈会的老作家玛拉沁夫对这一点感触特深，他在会后说：“习近平总书记这个要求很高啊！要求我们把根真正地扎下去，万不可用‘采风’取代。”我很赞同这位老作家的意见。

“采风”之举，古已有之。“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和诗歌。汉代学者班固说：在周朝，“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13}“行人”就是专门负责采风的文化官员和专家。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精华——十五“国风”，就是当时采风的重要成果。

当然，今天流行于文艺界的“采风”活动，与古代的采风并非一回事，这是不言自明的。实践证明，由文艺团体组织的多种多样的“采风”活动，是文艺家深入生活、联系群众、收集素材、进行创作的好方法。但一般性的“采风”与“扎根”人民仍有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在深入生活、拥抱生活、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深度、厚度和力度上，是有区别的。有的文艺家说：“采风”是搞创作的一种短、平、快的打法，是一条“捷径”，对于从事散文、报告文学、民间文艺和音乐、美术、摄影等创作的文艺家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确实产生了许多好作品。但对于从事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这种大容量、重量级作品创作的文艺家来说，由于对生活体验和积累的要求更高，因而光靠“采风”是远远不够的。

我认为，不管从事何种门类、体裁的创作，要出精品力作，要攀登艺术高峰，其必由之路只能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此外别无捷径。我们要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讲话》的精髓，在“扎根”二字上下真功夫、苦功夫、硬功夫。习近平说得好：“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我们要走进生活深处，在人民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完全消化了，才能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当前文艺创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说到底，根子都在于一些文艺家脱离人民，脱离生活。长期呆在繁华的都会和文化人的圈子里，不太关怀国运民瘼，不甚了解底层人民的生活境况和内心世界。殊不知，当代社会的丰富复杂，现实生活的精彩纷呈，层出不穷、动人心魄的“中国故事”，是坐在家里、宾馆里靠上上网、聊聊天万万想象不出的，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深厚感情，更不是躲在小小的书斋里、幽闭在象牙塔里所能培养出来的。同老百姓隔了几层皮，“闭门造车”，创作不接地气，也就没有了底气，缺少生气，不被人民群众所赏识、所欢迎。习近平强调文艺家要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就是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让文艺家自觉地回归人民，回到生活的大海洋中去，真正成为人民的一分子，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过去柳青、赵树理、周立波是这样做的，马拉沁夫、路遥、陈忠实和今天的韩少功们也是这样做的，他们都留下了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世之作。

“观照”之说，源于中国本土佛学：“以智慧而照见事理，曰观照。”（《佛学小辞典》）其意是：“主体以般若智慧直观事物，直接洞照事物的本质。”可见，观照的要义就是超越而不是停留于事物的表象，但又不等于哲学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审美的直接性。{14}这个概念，广见于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诗论、画论。习近平把它引入社会主义文艺美学，用它来探讨审美创造的规律，就是告诉我们，要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的高度，把握和处理好创作与生活的关系，理智与情感的关系，艺术的现实化和理想化之间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审美创造上，毛泽东曾提出过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1958年3月，他针对当时涌现的新民歌创作的热潮指出：“现在的新诗不成型，不引人注意，谁去读那个新诗。将来我看是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的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5}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正式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实际主义者……在文学上，就是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16}这就是文艺界后来称之为“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但是，究竟如何看待这种创作方法，人们是有争议的，大多数人拥护，也有人认为它是“左倾思潮的产物”，甚至是文艺创作公式化、概念化的根源之一。应该说，反对者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这种创作方法的提出，是时代的要求，有其艺术实践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它克服了旧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也与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派创作方法划清了界限。当然，它也不应当是“定于一尊”的唯一的创作方法，在创作方法上我们毫无疑义地坚持“双百”方针。

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高度和文艺所肩负的重大使命出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这个主张，用新的逻辑思维和话语形式，张扬了其中所包含的客观真理，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习近平强调：“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那么，什么是当今中国最真实的生活图景呢？“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史诗是人民创造的。”但是，“生活中并非到处都是莺歌燕舞、花团锦簇，社会上还有许多不如人意之处、还存在一些丑恶现象。对这些现象不是不要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古人云：‘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正是基于这种理性思考，为了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中更好地发挥文艺的作用，习近平先后两次《讲话》都倡导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从事审美创造。这样，才能激励、鼓舞和团结广大人民，“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就是他提出这种“观照”说的实践基础和理论依据。

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来说，审美创造的终极目的是追求真善美。习近平精辟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这就要求文艺处理好创作主体、社会生活和艺术表现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革命倾向性和生活真实性的高度统一，理想和现实的高度统一。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生活，“以高于生活的标准来提炼生活”，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通过高度的艺术概括，把作品中所描写的人物、事件、生活典型化，创造出“含有隽永的美、永恒的情、浩荡的气”的完美的艺术典型，就能发挥文艺的最大正能量，“为我们的人民昭示更加美好的前景，为我们的民族描绘更加光明的未来”。这是习近平所殷切期盼的！

三、新的批评鉴赏论

习近平在谈到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时说：“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种不良文艺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表明立场，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这是在对我国当代文艺创作和批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精准把握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文艺批评规律的一种新的科学的概括。

马克思主义认为，艺术的接受者和艺术本身是互为对象，也是互为条件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因此，艺术的创造，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17}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从文艺的形式和内容这两个主要方面着眼，把鉴赏、评判文艺的基本方法和标准，概括为“美学的”和“历史的”两个观点。恩格斯在评论歌德和斐迪南•拉萨尔的作品时，都使用了这个“最高的标准”，他还把“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视为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

习近平在谈到文艺批评和鉴赏问题时，引用马克思的名言：“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深入阐发了以人民为主体的批评鉴赏观。他尖锐地指出：那种“以为人民不懂得文艺，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这些观念都是不正确的。”关于文艺批评的标准，他在美学的、历史的观点的基础上，引伸出人民的观点和艺术的观点。这就是说，评价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美学的、历史的尺度，而且要有人民的、艺术的尺度，这就把观察、分析、衡量文艺作品的视角或维度，从两个扩展为四个——更准确地说，是建立了一种以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相统一的完整的评价体系。当然，这四个观点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考察、剖析、评判文艺创作及其成果的，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要求，但它们又是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是一个彼此依从、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我认为，其根本的价值取向，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批评导向。它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文艺批评鉴赏领域的集中体现。既然决定历史进程的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和革命斗争，那么，评判文艺的“历史的”观点的基本内涵就是人民的观点，也就是人民的历史观。同样，既然文学艺术是文艺家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一种审美创造，而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又是人民的文艺，那么，文艺批评鉴赏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说到底也就是人民的艺术观和人民的美学观，渗透在其深层次的是人民的利益、愿望、要求及其审美情趣、审美经验和审美理想。因此，我认为，人民的观点是这个批评鉴赏体系的根基和内核。换句话说，人民对作品的评价，就是社会和历史对作品的检验和裁决。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文艺作品还是文化服务，在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属性的同时，也具有商品、产业的属性，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其价值。因此，文艺批评的着眼点也从过去比较单一的社会效益转换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双重效益。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思潮日益多样化，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多样化、多层次的。因此，在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要尊重差别、包容多样。这些，都为文艺批评鉴赏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新要求，总的题目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双百”方针，发挥文艺最大的正能量，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大繁荣大发展。习近平的《讲话》高屋建瓴，着眼大局，对这些问题作了最全面、科学、合理的回答。他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许多文化产品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当然不能完全不考虑经济效益。然而，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他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珍惜自己的社会形象，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希望大家坚守艺术理想，用高尚的文艺引领社会风尚……不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习近平的这些论述逻辑严谨、环环紧扣，而又入情入理，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振聋发聩，充满了对广大人民和文艺工作者的关心、爱护和厚望，令人心悦诚服，它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和批评鉴赏无可争辩的指导方针，理应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座右铭”。

由此观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规律的过程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问题的一系列新观点、新论述，为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美学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并将它不断地推向新境界，从而形成习近平人民文艺美学思想。关于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我暂且做这样的表述，供大家商榷。它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指导下，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艺术哲学的逻辑起点，紧密联系中国的文艺现实，继承创新中华传统美学特别是革命文艺美学的优秀遗产，学习借鉴外来文艺美学中的积极因素，以新的人民主体论为基石，新的审美创造论和批评鉴赏论为支柱，由三者的辩证统一建构起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民文艺美学。

（原载《创作与评论》2017年2月号下半月刊）